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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新自由主义改革背景

  秒速赛车平台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深入到公共领域,西方国家面临公共职能“空洞化”、公共决策“去政治化”、公共服务私有化、公共管理金融化,并跌入紧缩停滞与公债危机陷阱。

  过去20多年来,西方国家的公共职能私有化,为私人资本在公共领域拓展了盈利空间,但却加剧了金融化趋势,公共管理为金融资本利益所绑架,陷入公债危机、财政紧缩、私有化和削减公共服务的恶性循环。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治理危机体现在:“去工业化金融化停滞”常态化困局难以化解;精英政治缺乏动力缓解日趋严峻的贫困、失业和社会不平等;强化新自由主义激化了社会和政治危机。

  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深入到公共领域,西方国家面临公共职能“空洞化”、公共决策“去政治化”、公共服务私有化、公共管理金融化,并跌入紧缩停滞与公债危机陷阱。公共职能的合法性以及国家解决社会、经济和政治矛盾的能力大为削弱。公共职能是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的基础,研究该问题对揭示新自由主义的危害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,有着重要意义。

  公私合伙制(public-private partnership)是政府通过与私人部门订立协议,将公共设施项目的设计、融资、建造、运营等环节,不同程度地交给私人执行来提供公共服务。公私合伙制在西方的广泛推行始于20世纪90年代,具有新自由主义改革背景,包括受去工业化、经济停滞、税基收缩、福利依存等影响,财政压力不断增大,基建投资和公共服务供应不足;新自由主义财政紧缩政策限制公共支出,迫使政府寻求私人投资和供应。譬如欧盟《稳定与增长公约》限制成员国财政赤字和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;美国允许联邦《破产法》适用政府公债破产,人为制造“财政悬崖”危机。在停滞常态和金融化趋势下,基础设施是西方后工业化城市用来吸引私人投资、扩张信贷和资产泡沫、维持金融化积累和增长的杠杆。新公共管理否认市场失灵以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底线共识,主张通过公共部门市场化、引入私企经营模式和公共服务外包来节约公共开支,提高效率;发挥世界银行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多边组织的推动作用。作为上述组织倡导或要求的“华盛顿共识”、“贷款换改革”、结构性调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,许多新兴与发展中国家被要求采取相关公共管理改革。

  公私合伙制是一种形式更为隐蔽、影响和后果更为严重的私有化手段。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看,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  首先,私人资本掌握了公共设施和服务运营的控制权。传统西方公私合伙制包括公私合资和政府主导的设计招标建造。在这两种情况下,政府既是出资人又是实施企业内部监管的主体,都能依据公共产权,控制项目融资、运营和收入分配,实施有效监管,执行公共目标。在后一种情况下,政府通过分割招标,强制参与招标的设计机构、银行和建筑企业展开竞争,从而降低设计、公共融资和建造成本。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,特许合同制是公私合伙制的主要形式,特点是由私人财团(由建筑开发商、金融机构和设施运营商)组建的特殊目的实体,对项目的设计、融资、建造和运营维护实施一体化控制。政府同私人财团签订服务采购合同,实施外部监管。在这种模式下,项目的公共产权并不明确,私人财团或没有义务、或以商业机密为由,拒绝公开披露信息和与政府分享收益,从而使项目实施过程缺乏公共问责与监督。在项目的设计、融资、服务收费或定价等问题上,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,公共部门很容易陷入“监管俘获”。

  其次,税费收入及征收权的私有化。通过服务外包、特许经营和租赁等形式,政府将项目的税费征收权利转让给私人部门,作为对其提供“额外资源”和公共服务的补偿。但是,没有证据表明公共收入私有化的合理性。一是采用公私合伙制,用私人投资替代公共投资,这是限制和紧缩公共预算造成的,但最终是以更多公共支出来补偿私人投资。二是由于私人供应取代公共经营,公共部门丧失了提高经营能力的机会,因而不存在私人部门对公共部门的投资、管理和技术溢出效应。世界银行承认,“公私合伙制通常不能给公共部门提供额外资源”。三是政府向私人部门转让项目长期收入流,旨在获取资产租赁收入,减少公共支出,改善服务供应,缓解财政压力,但这些目标没有实现反而使局面更加恶化了。财政压力使政府缺乏同私人部门谈判的能力,即便项目租赁的私人投标价格高于政府预期,也普遍存在公共资产价值及其收入流被低估的情况。四是政府对私人投资采取了最有利的补偿方式,即不论项目是否交付,能否产生足够的收入流,政府都用一般财政收入来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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