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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着扛着三脚架走了很远

  秒速赛车前凤凰卫视主播陈晓楠在加盟腾讯后,角色从主持人转变为媒体管理者,在事业方面释放了更多的势能。她主持过“冷暖人生”、“凤凰大视野”等多个王牌栏目,拥有丰富的现场主持经验,以轻松亲切的风格见长。本文是陈晓楠对自己做主持人时的一次心得分享,节选自《陈晓楠:我们就是在做“活着”两个字》一文,收录于周逵主编的新书:《非虚构: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》。

  《冷暖人生》这个节目做了十几年,大家都在说我们十年坚持下来的东西。但其实我们在这十几年里面是一个时常困惑、时常觉得豁然开朗、然后突然又觉得进了一个死胡同的这么一个过程,所以我想说一下我们大概的这个节目的心路历程。

  开始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栏目名,这个栏目名给了我们一种精神气质上的东西,现在看起来这个栏目名真叫好,是一个大筐子,什么都能装。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形态、应该采写什么样的人物,我们就想做抓眼球的节目。

  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在深圳的卧底女记者问了我一个问题说:如果要采性工作者,你敢不敢去?我说当然敢。然后我就在十多年前一个咖啡馆里约见了一个性工作者。其实想起来是很荒唐的一幕:她穿着晚上上班的衣服就来见我,然后她给我讲她是从外地来的,被男朋友骗到这儿来做性工作。但是她觉得这份工作不错,后几次被遣返回去都是主动回来的,因为这种生活在她看来是很慵懒的一种生活。可是她因为已经28岁,觉得她自己应该回家了,很难再做了。但是她同时又不断的问我说,“你是从香港来的,我怎么能去香港呢?”就是她在这样的一种纠结当中完成了跟我的对话。

  当时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做过人物访谈节目的人,我跟她说:“你等着一个礼拜以后,我们演播室的棚就建好了,那时候会有三个嘉宾跟你对话,然后我邀请你来。”随后她走入了茫茫人海,她的手机彻底停机,她住的地方也彻底找不到她了。这个我约见的第一个采访对象,是彻底失败。至今想起来我仍然不知道她跟我说的是不是真实的。

  当时我们陷入的误区是:一直以一种非常猎奇的眼光想要找到一些嗜血的故事。所以我们在那个亮堂堂的演播室里是采过流浪歌手、采过乞丐、采过裸体模特、采过变性人。大概有半年的时间,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,每天陷入到“我根本不能胜任这份工作”的情绪当中。

  随后我们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:走出去,走出演播室。我们做了第一个纪录风格的节目,叫《花季》。在九十年代的时候,一批女工在深圳玩具厂遭遇了一场大火,十年以后仍然有社会工作者记录他们的人生。我们跟随着这些工作者,找到了当时的这些女工或是被烧死女工的父母。

  我们逆着他们出来的这个路径回到了他们的家乡。很多人从家乡到了深圳,根本没有再回去过。我们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,再坐了很长时间的汽车,又坐了八个小时的轮船,接着扛着三脚架走了很远,到了其中一个女工的家。走在田埂上,瘦小黑弱的女工父亲跑着过来给我们扛三脚架。然后我们坐在那个田地里采访,那个田地后面就是他被烧死那个女儿的墓。就是在那个野地里头,在他女儿的墓前,他说到他女儿根本不想出去,当时马上就要出嫁了。新家具油漆了一半,十年以后仍然还在那儿——因为她死掉了就没有再把那部分剩下的家具油漆了。当时她为了给她弟弟挣一点钱盖房子,才必须要出去,但再也没有回来。父亲到了深圳去领女儿的骨灰,因为从来没有出过远门,不小心坐错到了广州,坐在地上失声痛哭。事故赔偿一共给了三万块钱。老棉袄里左边揣一万五,右边揣一万五,他当时说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,人就这样回来了。

  其实这个采访我们之前做了很多的准备,但我和制片人朱卫民一下子被现场所接触到的东西给真正打倒了。好像也是在这一次的采访当中,我们突然知道我们要做什么、我们这个节目的走向是什么了。其实我们想做的就是两个词:“人生”和“人性”,或者简单的说就是“活着”。

  当下的中国,无论从纵线来看历史的脉络,还是横线看现在生活的切面,都具有巨大张力,我们觉得“活着”两个字可以涵盖的事情非常之多。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非常具体的个体生命,他的生命细节、生命的故事剖解他的人生,来解读当下这个世界。我们就想用一个一个的,很细腻的个体故事来解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,这是我们当时的一种追求。所以我们想选取的都是一些很标本式的人生。

  我们都知道“向我开炮”那个王成。实际故事原型在几年以前才承认自己是王成,因为他是一个志愿军的战俘。他从未被人家知道他就是那个原型。后来采访的时候,听到他说往日那一幕的时候我很感动,他一拍我的腿说:“闺女啊,我把你都说哭了。”他也失声痛哭。

  我们还采访过一个台湾的老间谍。他是当时遣返回大陆执行刺杀任务,没想到在香港他认识了一个少妇,然后陷入爱河。于是他私奔到大陆想要戴罪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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