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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致人才称号过多过滥的问题也愈演愈烈

  不少代表委员深有共鸣,当今世界,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,有什么样的人才,通常也意味着有关资源闻风而动、项目的纷至沓来。这也引发了一波胜似一波的“人才大战”,砸钱戴“帽子”、逐洋轻“本土”,以至于一些人才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。

  代表委员认为,集聚、吸引和培养人才,既要在政策制定导向上从有利于人才作用的充分发挥着手,砍掉有碍人才释放创新活力的繁文缛节,摘下人才标准衡量的“有色眼镜”,人才自身也要保持定力,不忘初心。

  “人才计划名目繁多、杂乱无序,导致人才称号过多过滥的问题也愈演愈烈。”今年两会上,九三学社中央一份大会书面发言戳中了学术界的痛处。

  据统计,我国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分别有人才计划84个和639个,市县层面人才计划更是多不胜数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“杰出青年科学基金”“优秀青年科学基金”,教育部有“长江学者”“青年长江学者”“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”,中组部有“千人计划”“青年千人计划”“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”……

  形形色色的人才“帽子”与资源、待遇、职称、评奖密切挂钩。想在学术界有所建树,抢“帽子”成了不可不做的“功课”。九三学社痛陈:人才称号过多过滥与人才计划培养人才的初衷背道而驰,亟须统筹治理。

  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说,不可否认,人才计划实施对我们国家经济、社会、科技、文化等事业的发展,发挥了很大的重要作用,也促进了一批人才的成长。钱锋早年间就曾是上海“曙光计划”的受益者。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大学副校长汪小帆也认为,为优秀人才授予称号,为他们提供相应的荣誉和研究条件,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激励手段。

  如今人才计划早已实现“从0到1”的突破,各种称号都出来了,问题也出来了。评价一个人,往往不是看真才实学,而是看“帽子”;评价一所高校,往往不是看教育科研成果,而是看有多少“帽子”学者。“帽子”的光环俨然遮蔽了学术与教育,成为学者竞逐、社会膜拜的对象,很大程度上颠倒了名实关系。

  人才称号过多过滥无助于激励科研创新,反而扭曲了人才成长环境。汪小帆说,“很多青年学人有这样的感受,我拿到一个称号,别人拿了两三个了,我不多拿点好像就不行。如果这些称号他都要拿,你说要花多少精力?”35岁之前当“优青”(“优秀青年科学基金”)和“青长”(“青年长江学者”)、45岁之前当“杰青”(“杰出青年科学基金”)和“长江”(“长江学者”)、50多岁当院士,已成为许多年轻科研人员心照不宣的奋斗目标。正如已故院士王选所说:“我38岁时,站在研究的最前沿,却是无名小卒;58岁时,成为两院院士,但是两年前就离开了设计第一线岁,又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,但已经远离学科前沿,靠虚名过日子。”

  人才称号评选一般以论文数量与质量为基本条件,很多科研人员为争“帽子”往往片面追求论文数量,避开难以快速出成果的研究方向,助长了浮躁的科研风气。抢“帽子”使很多青年人才偏离了正确的研究方向,不做重要的,只做短平快的;不做原创的,只做跟风的;结果是离论文近了、离成果远了;离“帽子”近了,离贡献远了。另外,抢“帽子”也助长了学术界拼关系的不良风气,一些年轻人因此在工作之初就习惯了投机取巧。

  大大小小的“帽子”已形成环环相扣的“帽子”链。一位青年学者透露,如今各类科研项目申请表格上,常设称号一栏,已经拥有人才称号的学者容易获得更多项目与称号。一顶“帽子”带来更多“帽子”,赢者通吃的局面在加剧。

  各种“帽子”满天飞,与此相对应的是各个高校对“帽子”人才的争夺战。高层次人才招聘明码标价已成为业界惯例。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,背后主要原因是我国在评价大学的学科实力、师资实力时,都采用有多少“帽子”人才这一重要指标,诸如院士多少、千人计划学者多少、“长江学者”多少等。“因而,大学纷纷追逐有人才头衔的教师,最终形成了有‘帽子’的人身价越来越高的局面。”

  鉴于培养名院士、“千人计划”学者、“长江学者”需要较长的周期,很多高校就把精力用到“引进”有头衔的人才上,而且不惜花重金。一些中西部地区的高校,由于办学条件有限,每培养出一名获得“头衔”的人才,都面临被东部地区、发达地区高校用重金挖走的风险。

  经济要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,人才计划也是一样。钱锋说:“人才计划到了需要规范管理的时候。比如,是不是可以规定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’和‘杰出青年科学基金’每人只可申请其一?又比如,是不是可以避免重复出台同一级别的人才计划,等等?”汪小帆也建议,相关部门整合人才称号,让青年学人把时间和精力花到研究上去。另一方面,汪小帆认为:“这并不是要减少对优秀人才的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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